法家思想的核心

1、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2、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三者各有特点。而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4、说到中华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大部分朋友都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显神通，各自都拿出了治理家国天下的最佳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法家最终胜出。其它各家在那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确实很难实现治世的目的。法家为什么能够最终胜出呢？因为它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5、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6、学思行|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的观照

7、卷有＜初见秦＞、＜存韩＞两篇，主要处理说秦王之事，与法家思想主题关系较少，暂不论。＜难言＞篇，隐喻自己的处境，以及向君王分析大臣难言之实况，实际上，从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韩非不黯官场逻辑，缺乏隐匿自己藏身政坛的阴柔身段，满腔爱国的热情，满腹治国的策术，却苦于不能面君尽言，实际上跟儒家知识分子的状态差不了多少，韩非言术，跃然纸上，自己却未必能操作运用，实知识分子个性使然。

8、韩非讲“课群臣之能”，是讲对臣民的考核制度。韩非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考核制度问题。他认为用人取贤，是否贤者，只有在实际官位上考核才能知道。韩非关于课考群臣，以试其贤的思想，与其法以道为原则的思想相联系，具有积极意义，抛开君主极权的外壳，有其合理性。客观地考核，用公平的尺度课考，是结构合理及公正社会所需。韩非说：“官职所以任贤也。”就是说，官职本应由贤者出任。贤能之人管理社会，这与韩非所希冀的理想社会——一统与法的社会是一致，这也符合自然大法之道的要求。但是每个贤能之人与各个时期的法制又不是无矛盾的。所以韩非说，贤、势是不相容。既要重贤，又忌贤防贤，就是贤与法、术、势的冲突。韩非从其道与法关系和法治理想出发，最终偏坐到防贤而强调法、术、势的一边。结论就是在保证法治的前提下，韩非重视举贤。法在前，人在后仍是一种僵死的对待，这个法一般是扼杀人智、人能的。赏罚奖惩是结构社会所必须，通过奖赏与惩罚，引导社会有所遵行与克服，进而维系社会。在韩非之前远古时代就已有赏罚制度，《尚书》中有唐尧之时，三年考绩，或擢或陟。韩非特别强调赏罚的社会示范引导作用，他借用君权，加强赏罚的权威性，进而在社会推行。韩非还强调赏罚的唯一依据是有功，奖功行赏，无功受罚，在功过面前，赏罚一致，人人平等，赏罚要求公平公正。特别是他既讲罚，又讲赏，从思想方法上讲求全面性。这与韩非自己的整体思想有所偏激不同。

9、可以说，国家一旦积数朝之弱主，则国分于家已难挽回，如周天子，如晋国六家，如姜齐之末，如鲁之三桓，此事，就连《论语》中的孔子也屡屡言之。韩非徒叹其哀，已无济术矣。故，中人之君之论，可废矣。关键是，能按部就班选用官员就是上智之君，能于权柄被瓜分后重掌政权更是上智之君，能在大权独揽之际还不纵欲辱国更是上智之君，韩非所说的中人之君，只能说是不任意妄为、自以为圣智之人者，但笔者以为，此人之为君，能不标榜己智，则不仅为中人之君，实际上已是上智之圣君。

10、并一再予以强调：“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韩非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使官吏不敢贪赃枉法；民众依法努力可致富贵；各级官员办事就像称和量斗那样公正，这样的国家自然清明，国势强大。

11、「循名责实」也是黄老道家「无为」的治术，一切责成于臣下，只藉赏罚御之即可。配合「循名责实」，则是反对任贤妄举，「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韩非之意，熟贤非贤，此非君王圣智所需费心之事，且中人之君常不辨贤否，若以为贤则举之，便成为妄举，避免此过，非「循名责实」不可，诚其言也。关键就是，人智有限，不必自恃眼光独到，而是藉由按部就班的考核，一步步升官重用，这样，中人之君就可以把国家管理得很好了。

12、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其实就是基于人类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和判断或选择，也是认定的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人、事、物的价值和作用。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发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那一定要看一看法家的思想，这样才能从中找出真正的关键词。

13、　　在众多学派和政治势力竞相媚世、争取人心唯恐不及的社会背景下，韩非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毫不掩饰地宣示了以君主需要为基准的一系列价值标准。他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又说：“邦者，人君之辎重也。”这从根本上将邦国视作载君行驶、供君享用的私人器物，国家机器被看作君主伸张个人意志的工具；在韩非看来，君主取用于国，就像取用于自己的物资库一样，而国家的车辆驶向哪里，则全由君主的意志来决定。在百家争鸣、儒墨为显的时代，这种理论应该是振聋发聩的，也是足以令专制君主喜而受用的。针对儒家重义轻利、谏言忠君、仁者爱人等许多道德伦理观念，韩非提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非上，臣不谓义。”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上看待国家政治生活，那辞爵择主、逞性强谏、施惠于民、避世弃君，自然成了法所不允的罪过，不能给予道德上的褒扬。韩非在特定的立场上重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体系，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迥异的价值准则与伦理标准，他的理论从君主本位出发，一以贯之，无所掩饰，是冷峻而彻底的。

14、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15、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在这个混乱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界却空前活跃，文化极度繁荣。从先秦至汉初各思想学派总称诸子百家，诸子指各家代表人物或代表作，百家泛指思想家人数之多，儒道法纵兵等各家相互间不断冲突、借鉴、融合，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华文化之源，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各学派中，法家思想因其现实与冷峻历来颇受争议，客观地分析，任何学说流传两千多年到现在，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6、“命由我定，运由我转，无关鬼神乎”这是中国道、儒两家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都是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按人数上和老百姓的态度上来说，因为统治中国思想的都是以君臣家国、兄弟义气等方面的，神仙鬼怪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用来点缀生活。)即使是现在，真正的教徒数量我们都可忽略不计，所以，才叫道家、儒家、释家，而称为道教、儒教、佛教的较少(境外的佛教不算)，国人一直是把道儒佛当思想系统看待。

17、慎到的势治派丰富多彩加强了鲍叔牙“势”的概念，所说势就是威权。慎到注重提升执政者的权力，认为君王能够“握法处势”，“无为之治天底下”，严厉打击典型性来威慑朝野。势治派规定把政府威权尽可能扩张，并且悉数都集中在人主手上，使君王变成臣下也许的对象，以起震慑作用，并由此更进一步，觉得一切变法维新及入仕为人处事之法，都需要看好“势”的改变，想让形“势”一直站在自己这里，借助操纵“势”而达到操纵变法维新和强国的目地。

18、“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这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19、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0、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21、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22、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其实就是基于人类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和判断或选择，也是认定的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人、事、物的价值和作用。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发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那一定要看一看法家的思想，这样才能从中找出真正的关键词。

23、法家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时代要求、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

24、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为历代儒客推崇，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25、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26、对于兵战，他主张采取赏厚罚重的办法，使民不得不勇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刑之下,变怯为勇,殊途同归。他还提出了全国皆兵以及加强战争宣传的主张，以造成人人闻战则喜，争先恐后的局面。法家已认识到耕和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为战作准备,战又推动农业发展。

27、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28、与此同时注重法律的客观性，轻罪处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认为但凡犯法者皆应挨罚;激励告奸，用法律制裁夺走旧贵族权利。法治派的举措夺走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加强了中间对地方的全面控制。

29、以上，不论是文本解读还是学派对比，都是环绕《韩非子》书中的法家观点予以哲学解读的目的而做。笔者的基本立场是，韩非言法、术、势三点，首先为势，势者君王之威势，不可旁落。其次为法，一天下之虑，藉之以赏罚二柄，二柄者术也，而术则是包括一切帝王御下之术以及外交攻防征战之术，而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帝王御下之术。

30、佛家，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31、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32、法家思想为后世建立中央集权王朝提供了系统有效的理论依据，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

33、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34、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35、学思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36、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7、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38、从理论上看，“术”和“势”表面上看是强化君臣上下等级的尊卑主奴关系，有集权专制之嫌，但是，事实上，如果配套实行能上能下的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或退休制，那么，这种奴性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各职能机构的职责和相互隶属关系。

39、怎么来看待《商君书》中的驭民之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驭民这种统治术，都是要全面批判的。中华文化中确实是有糟粕的，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有明辨是非的智慧，鉴别善恶的学识。但是《商君书》和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认知，鉴别其中善的一面，即正能量的一面，剔除恶的一面，即负能量